摘要：世界上有一座三千年炉火不息——集探采冶铸铜于一地的热土吗？放眼全球，唯有铜陵！——中国安徽铜陵！无论是古代的埃及、巴比伦，还是印度，或者是中国的云南个旧、湖北大冶、江西、四川乃至黄河流域的古老铜矿，都没有发现铜陵这样的特例。铜陵作为中国古铜...
世界上有一座三千年炉火不息——集探采冶铸铜于一地的热土吗？
放眼全球，唯有铜陵！——中国安徽铜陵！
无论是古代的埃及、巴比伦，还是印度，或者是中国的云南个旧、湖北大冶、江西、四川乃至黄河流域的古老铜矿，都没有发现铜陵这样的特例。
铜陵作为中国古铜都，历史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五大铁证。
一是夏商至秦汉延至明清的星罗棋布的采铜遗址。
先秦时期，荆、扬两州是我国重要的铜产地之一。按《尚书》记载，商代时天下分为九州，铜陵属扬州。从《九州示意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古扬州就是包括铜陵在内的南方地区。按现代行政划分来看，先秦中国主要产铜区在浙江西部、安徽南陵、铜陵、江西、湖北、四川这样一个产铜条带。以今天的铜陵为圆心，周边有近百处的采矿遗址，分布面积超过了6000平方公里。铜陵已先后发现历代铜矿采冶遗址40余处，点多面广，规模宏大，这些遗址群落不仅国内仅有，而且世界罕见。
2010年铜陵师姑墩遗址的发掘，201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师姑墩东侧600米的夏家墩遗址的联合发掘，文化遗物可见软陶器、印纹硬陶器、原始瓷器以及石器、玉器、铜器。冶铸遗物出土颇为丰富，夏家墩遗址的文化遗存可分两期：第一期为西周前期，相当于师姑墩晚期的1、2段；第二期为西周后期至春秋早期，相当于师姑墩晚期的3、4段。这再一次说明了铜陵先民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在此开采冶铸青铜了。
铜陵有我国第二个对外开放的古铜矿遗址——春秋金牛洞采矿场。
这是一个关于青铜的美好传说。金牛洞位于今铜陵市义安区顺安镇凤凰村，早先此处为一小山，山腰有一古洞。民间传说天上神牛私下凡间，因迷恋凤凰山风景而不思返。天帝屡屡唤之，神牛钻入此山中，化为金银铜。金牛洞由此得名。
金牛洞古采矿遗址，清理出的竖井、平巷、斜井都是木支撑结构，有半框式和方框式两种，竖井井筒采用“企口接方框密集支架”结构，支扩立柱的顶端均为丫形接口，巷道两侧及顶棚用木棍、木板护帮，有的用竹席封顶，采矿方式是由下而上、水平分层开采。矿井中还发现有铜凿、铁斧、铁锄、木炭屑、竹筐、木桶等一批采掘工具及陶制生活器皿，可见该遗址的年代始于春秋，下限不会晚于西汉，而且当时的采矿活动最初应是露天开采，再沿着矿脉凿开继续深掘，估计当时的工匠们已掌握了“火爆法”采矿技术。金牛洞遗址仅为凤凰山古矿冶的一个采矿场，附近的药园山、虎形山和万迎山都曾发现过不少古代采矿井巷，其时代跨度从春秋至西汉。西南面800余米处的万迎山，古代炼渣遍地皆是，分布范围约2平方公里。此外，这一带还出土过铜锭和石质铸范，可见，凤凰山古矿区当时是一处规模较大的综合铜工业区。
金牛洞古采矿遗址遗存丰富，场面壮观，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不仅是古铜都铜陵矿冶历史的一个有力见证，也是我国有一定代表性的重要古铜矿遗址。
二是层出不穷的青铜冶铸遗址和铺天盖地的大炼渣。
在铜陵，近年，发现了长江中下游最早的青铜冶铸遗址——钟鸣师姑墩遗址，科学家和考古专家一致推断，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开始，也就是说距今至少3500多年了，西周中晚期最为兴盛。据此，足以断定，铜陵地区先人铜采冶铸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夏商时代，以铜陵为中心的周边地区的表面的古铜炼渣远超过1000万吨以上，若按1：15的铜、渣之比推算，至少已生产了50万吨以上铜料，其中，被誉为“中国之最，世界奇观”的罗家村大炼渣，更凝结与透视着铜陵青铜冶铸的沧桑历史与壮丽画卷。而且这些铜炼渣在不同的地点还有不同的历史年代分层。显然铜陵的铜冶炼有着漫长的时间经历。铜陵青铜之火历代相传，铜矿大规模的采冶活动经历春秋、战国、秦、汉、唐宋等历史时期，经久不衰。三国时期，铜陵地区大部属东吴春谷县。《三国志》载：建安三年，年仅24岁的周瑜就担任了春谷“县长”，派人在铜官山下冶炼兵器，铸造钱币。
三是铜陵地区出土的林林总总的青铜重器。
它们无言而又逼真地告诉人们，铜陵作为中国古铜都的如山铁证。如：俗称“国家一级文物”的就有1971年在原铜陵火车站出土的商代鸟盖兽耳盉，还有1981年铜陵钟鸣出土的春秋礼器——兽面纹大鼎,还有1983年铜陵西湖出土的商代饕餮纹爵、斝。从器物含铁量较高的特征判断，当为铜陵本地所铸，这是铜陵产铜历史始于商代的证据。而铜陵木鱼山遗址中的铜炼渣，经炭C14测定，年代距今2885±55年，树轮校正年代3015年，相当于西周早期，这是铜陵西周时期铜采冶的实物证明。铜陵出土的青铜器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中国青铜器家族，可谓蔚为大观，儿孙满堂。仅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发现发掘近3000件古代青铜器皿，生产这些青铜器皿的年代可上溯到夏末至商代早期，早到3500年前，中国青铜时代的童年。1990年5月，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举办的“中华文物精华展”中，有一件安徽省选送的西周初期的珍宝——兽面纹青铜方彝，这件方彝，出土于枞阳县周潭镇七井村的汤家墩遗址。兽面纹青铜方彝，1987年7月出土于汤家墩遗址的西南端。通高44厘米，重11.5公斤。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先看方彝的造型与特征：由盖、身、足三部分组成，呈现出上宽下窄的形状。彝盖作四面坡庑殿式屋顶形，正中上方装四阿式立柱钮，以便于开合时方便。盖与直口、深腹、方边、斜直壁的方彝之身以子母口相接，扣合严丝合缝，浑然一体。彝身上部的两面各置一銴，可以双手握住提取。平底，长方形直圈足，足下无缺口，上部有半圆形穿。圈足内悬挂着一个铜铃，内有圆柱状长舌，用手摇之，仍可发出清脆悦耳之声。全器端庄凝重，工艺复杂，设计巧妙，成功地避免了视觉上的枯燥感，给人一种丰富的多层面的视觉感受。它的整个造型，会使人想见到当时的宫室建筑，表明了这种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历史之悠久。
再看方彝的纹饰及其布局：整个方彝的四角各有一条呈对称钩状的扉棱，从器盖一直延续到圈足；柱钮前后面细线阴刻的复线三角状蕉叶纹，二方连续展开，极其细致生动；盖上每面上下层浅浮雕的凤鸟纹，一小一大，头戴冠羽，昂首挺胸，振翅欲飞；凤鸟纹下，饰三角蝉纹，倒置向下，栩栩如生。彝身侧面上部两边均饰棱纹五条，中部圆雕一互相对称的瑞兽，既有实用功能，又有艺术韵味；下部浮雕的兽面纹，巨睛凝视，大口獠牙，粗鼻广角，似牛又如虎，给人以一种超脱尘世的神秘气氛和力量。圈足每面浅浮雕的夔龙纹，拱背卷尾，一角一足，像蛇又像鳄鱼。所有主体纹饰在地部匀密纤细的云雷纹的衬托下，形成了虚与实的对比，使得主体画面效果更加突出。器体表面密布文化寓意深厚的图案，纹饰奇异繁缛，光彩华美，变化多端，集线刻、浮雕、圆雕于一器，凡视角所及，可施刻镂之处，无不有精美的纹饰。
青铜方彝，古代的盛酒器。“彝”是古代青铜礼器的通称。
汤家墩遗址出土的这件兽面纹青铜方彝，是这类器物在安徽省首次发现；而圈足内有铜铃的青铜方彝，目前在全世界仅发现此1件。著名的文物考古专家李学勤根据汤家墩遗址出土青铜方彝的造型和纹饰等因素，推断其年代不晚于周初，且为本地铸造而非输入品。汤家墩的先民们已掌握高超的青铜范铸工艺，铜陵枞阳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最迟在西周早期就已出现并得到了比较成熟的发展，充分体现了远古铜陵枞阳人高雅的审美趣味和激发创新的时代精神。
四是古代世界领先铜冶炼技术与铜铸造工艺的科学支撑。
世界上开采硫化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而我国硫化铜开采文献记载最早的是宋代——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而上世纪90年代铜陵木鱼山冰铜锭的发现，一下就将我国硫化铜采冶历史前推了2000年，由北宋推溯到商周时期。因为冰铜锭是硫化铜冶炼的遗物，就像人类的基因一样能测定出铜冶炼技术的前世今生。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铜陵发现了一批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菱形铜锭，其中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就是木鱼山冶炼遗址出土的冰铜锭。木鱼山位于铜陵县天门镇新民村，其冶炼遗址分布范围大约10万平方米。1974年冬修水利时，当地农民在遗址取土时发现了100多公斤的铜锭。铜锭为菱形，大小不一，表面粗糙，呈铁锈色，从现存的几块来看，铜锭大约长50厘米，宽12厘米，厚0.6厘米，重1550克左右。1988年省市文物部门进行清理发掘，发现倒塌炼炉一座，并伴有陶片、红烧土碎块等冶炼遗物。广州中山大学对这些菱形铜锭取样检测，结果表明这是硫化铜冶炼的遗物——冰铜锭。木鱼山遗址距今已有3000余年，约在商周之际，此遗址出土的冰铜锭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使用硫化铜技术的实物见证，将我国硫化铜采冶历史从宋代推至西周早期，这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硫化铜矿历史源起基本一致。
一块铜锭是历史的凝结，是智慧的珍藏。作为中国最早的硫化铜采冶遗物，铜陵出土的冰铜锭是重见天日的历史奇迹，它用实物改写了我国金属铜开采冶炼的历史，应该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矿冶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
中国传统青铜工艺以范铸为主，一次性浇铸成型的为“浑铸法”，数件翻范浇铸并拼接为一个完美器皿的称为“分铸法”，而以绳状物为模，通过焚烧，并在中空范中浇铸铜液，这多是用蜡制成铸模，外敷造型材料，成为整体铸型。加热铸模将蜡化去，形成空腔铸范，浇入液态金属，冷却后得到成型铸件。古代多用于铸造具有复杂形状的铸件，这就是“失蜡法”。铜陵出土的六件铜甗（读“眼”音）——年代测定在商周，他们都有“失蜡法”的烙印，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在三千年前就已经掌握了这一高超的技术，这些青铜器的珍品就已展现了非凡之地铸造工匠的绝世技艺。
五是历史文献资料的指认与佐征。
长期以来，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国古代的统治中心，出于种种需要，京都附近有许多铸造作坊，制作精美的青铜礼器、酒器、乐器、兵器。现代考古不断有大量的青铜器出土，其中不乏数百公斤的庞然巨器，而中原地区至今也未曾发现过可满足中原地区制铜需要量的古采冶铜遗址。那么，如此众多的铜是从何而来呢？
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提出了一个设想，认为东南夷（yí，中国古代对东部民族的称谓）与中原政权之间有着一条以铜锡入贡或交易之路——“金道锡行”，史学家唐兰和裘锡圭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商周王朝特别是周王朝频繁进攻南方的“第一目的是为了掠夺南方的铜材”的论断。他们的猜想有历史史料作为依据吗？在西周金文中有关周王朝用兵征伐荆、淮夷的记载屡见不鲜，铜陵夏商周时期属于古扬州淮夷之地。周王朝曾几度用兵，抢掠江南的青铜原料。《诗经 · 鲁颂》记载：“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这几句诗的意思是：如今淮夷有觉悟，献来珍宝表诚心。既有大龟和象牙，还有南方特产金）这里的金是指青铜。淮夷人自愿献宝，难说，周王朝俘获淮夷的所 谓“南金”——青铜那倒是真。《仲爯父簋（轨音）铭》（仲爯父是周朝末年大宰，仅次于诸侯王的官职，簋是古人进餐的器具，后来，鼎和簋演变为祭天的礼器，又是古代君王权利的象征，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照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就是所谓的“藏礼于器”。）记载：“仲爯父伐南淮夷，俘吉金”，说的就是仲爯父征伐南淮夷（即今天的江南），俘获了很多优质的铜材。而这条“金道”跟铜陵不无关系，有专家直接断言今天的铜陵一带就是“金道锡行的起点。“金道锡行”就是南方铜料经淮夷之地北输中原的绿色通道，就是纵横在青铜历史上的“丝绸之路”。
从管理铜陵这个地方，丹阳这个地方往历史上看，最早的是吴太伯，他是周代的周文王、周武王的祖先。《史记》里面，世家是仅次于天子地位的那个人，第一篇是吴太伯，第二篇是齐太公，第三篇是鲁王，第四篇召公。为什么第一篇是吴太伯呢，西周时候长辈“派”到这地方来管这儿，就跟现代一样，因为这地方地位非常重要。就是因为铜，是战略资源，国家当时最大的资源。国家最重要的是武器与礼器，否则怎么打仗，怎么搞祭祀活动？没祭祀怎么分等级，没等级怎么建立法制社会？礼器就是法制，就是维护等级制度。让吴太伯到这个地方来，汉代设立的官有铜官、工官、铁官和盐官，和社会制度的变化、社会形态的变化分不开。从铜官的设置来看与国家政治形态的变化完全融合。但是这个比例关系大家要注意，工官一共有九个，盐官三十九个，铁官四十八个，铜官只有一个。为什么不多设，因为铜官的重要性，可能不归地方管。过去的县分两级，一级的县长叫令，二级的叫丞。汉代的县令，相当于现在直辖市市长。因此对于当时的铜官令、工官令当时的地位，就更能说明铜陵此地的重要性。
至于只设一个铜官，不仅说明铜的重要作用，也与“丹阳出善铜”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丹阳出的是“善铜”，其它地方就不是“善铜”。因为要找最好的原料，运用排除法，可以认定汉武帝就只在铜陵设立一个铜官。《汉书·地理志》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元封二年），在丹阳设置了铜官，加强中央对铜产地，铜原料及铜冶铸的管理。专家们确认，铜官设置所在地就在今天的铜陵，铜官在铜陵的设置，明确无误的标明铜陵作为采冶铸铜的首都地位。
当然，有人也许质疑，在中国地理版图上，以“铜官”为名的山或城镇又不止铜陵一处，凭什么就可以说今铜陵的铜官是汉设唯一铜官所在地呢？又是铜都崛起的源头基础呢？今浙江、江苏各有一座铜官山，国内还有铜官县、铜官镇多处。先秦始，我以为各个诸侯国对铜这种战略性资源非常重视，可能设置有多处铜官，因此就有了好几个以铜官为名的地方，如莫干山的铜官相传是秦代设的。但是，这些地方虽以铜官为名，但后来就不产铜了，如全国五大陶都之一的长沙市铜官镇。而铜陵的铜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央政府设置的铜矿官冶机构。其后，东汉时期，铜官山下设有铜官镇，《读史方舆纪要》上说：铜陵“南唐移县于今治，其地亦名铜官镇”。何况与铜陵铜官相呼应的还有铜官山左右不远的历史上两大铸币产地——永丰监和梅根冶，尤是梅梗冶史上竟有别号“钱溪”，滚滚流出的铜钱硬是把它画成了历史上的“中国银行”！于是，一脉铜官的余韵在铜陵大地上世代流传下来了。
还有，唐宋以来，诸多骚人墨客所唱颂的采冶铸铜的诗文歌赋，也都让铜陵作为古铜都而独领风骚，大放异彩，如大诗人李白的《秋蒲歌》：“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答杜秀才五松见赠》：“千峰夹水向秋浦，五松名山当夏寒。铜井炎炉歊九天，赫如铸鼎荆山前。陶公矍铄呵赤电，回禄睢盱扬紫烟……”这也是中国古代诗人写冶铜壮观场面的第一首诗，李白自然是第一个讴歌铜矿工人的伟大诗人。还有宋代的大诗人梅尧臣所作的《铜官山》“碧矿不出土，青山凿不休；青山凿不休，坐令鬼神愁。”等等。
纵观以上五个方面的有力证据，我们可以无可争辩的说铜陵作为中国古铜都当之无愧。
(青铜方彝一节来自学者王立勤，还参考了其它人的论文，在此致谢。)
作者：吴笛
